张石诚先生于1933年左右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这时的清华大学距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已过去二十多年，周诒春校长也离开清华十多年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于1937年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更名西南联合大学。张石诚先生于清华毕业应是在这一时期。从清华物理系毕业为何走进了云南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茶司），其中原因，不得而知。
1939年4月1日，24岁的张作为省茶司的技术员随范和钧先生一道前往佛海考察。佛海即现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勐海县，地处云南西南部。汉代前，隶属昆明、嵩部落，是“西南夷”的一部分。西汉，隶属益州郡。东汉光和年间，划归永昌郡。唐南诏时，隶银生节度。宋淳熙七年（1180年），境内设九猛土司地。元朝，属车里路军民总管府。明朝，隶属车里路军民宣慰使司。明隆庆四年（1570年），宣慰使召应猛将辖区划为十二版纳，勐海（过去的勐都写作此猛）境内设四个版纳。清朝，沿袭明例。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境内重置九猛司（过去的勐都写作此猛）地。民国元年（1912年），改设猛海、猛遮、猛混3个区。民国二年（1913年）境内设猛遮、猛混（实驻猛海）两个区。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区为佛海县、南峤县、宁江设治局，这是佛海第一次以县治单位出现。1937年春，范和钧、张石诚前往的佛海县就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区后所设佛海县。其管辖面积比现今的勐海县要小得多，人口也较少。
从省城昆明到佛海，最快捷方式的路就是昆洛公路。既由昆明经玉溪、元江、普洱（今宁洱）、思茅（今普洱）、景洪（原车里）、勐海（原佛海），止于中缅边境的打洛，初建时全长866公里。扣除勐海至打洛的80公里，从昆明到佛海全长786公里。在今天修建了高等级公路的情况下，一天可驱车赶到。但我们知道，1939年4月1日，范和钧和张石诚到佛海却是取道滇缅公路西行。从昆明向西，经楚雄、下关、保山、芒市到畹町共959.4公里，进入缅甸木姐到腊戍180多公里，如乘车向东600多公里，即可到缅甸景栋，从孟拉进入打洛，再到佛海。全程1700多公里，需耗时十一二天左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南辕西辙呢？难道范和钧与张石诚此行还有其他的目的吗？答案很简单，也有也没有。之 所以这样走，主要是由于当时云南的交通条件决定的。
民国以前，云南交通历史粗略可分为两个时期概述：即元以前和元以后。元以前，云南交通历史可上溯战国楚将庄蹻入滇、秦开五尺道。至汉、唐、宋、并南诏、大理，史籍对云南交通记录甚略，从元初、忽必烈征滇入缅，所过诸路、开辟驿道（如大理、乌蒙、金齿、蒲缥等处），置立站处，设卫送军，谓之站赤，即蒙古语驿传之驿名也。当时全省共设站赤78处，其中马站74处，马2345匹，牛30只；水站4处，船24只。
驿传之制，自元而创。明代先后征滇入缅，驿传因袭元制。洪武十五年，明朝置驿传通云南，并令东川、乌撒、乌蒙、芒部诸部，各率士人，随其疆界远近，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于是置驿开道。从明代开始，六十里为一驿为记程规范。明代，云南驿站为数约在八十以上。如大理府，明代设有五驿，洱西驿、德胜关驿、定西岭驿、云南驿和邓川驿。
清代，承袭明制，但驿站制度更加详备。重要通道设有驿站或军站，驿站地方政府用，军站则专门递传军报和军需品。不通驿站之处则置堡，附于驿站。驿站用马及马夫，堡用堡夫。各府、厅、州、县置驿设堡，驿站记程以六十里为度，县内又设铺。铺与铺间距或十里至四五十里不等。据《大清会典事例》载，云南置驿八十五处，内设驿站十九、堡十二、马站五十四，设马夫，堡夫1674名，设驿马508匹。总计铺数则在460处以上。以普洱为例，当时在普洱府设有宁洱县、通关哨、把边江、磨黑、他朗厅和阿墨江六个驿站，皆为军站。同时在普洱府管辖的宁洱县和威远厅各还设有11铺。
驿站之间，马站之间的交通是管道即驿路，这是朝廷命令地方政府修的，驿路是一个省的交通命脉，也是甲地到乙地的便捷通道。清代，从昆明到佛海的日程如下：从昆明至玉溪三天，玉溪至元江四天，元江至普洱十天，普洱至思茅二天，思茅至车里六天，车里至佛海二天，全程951.8公里，需走27天。
辛亥革命后，云南的公路交通十分缓慢，马背驮起云南这一格局没有改变，驿路仍然是全省各地唯一的交通，但驿路上官方的驿站、马站、堡、铺早已消失。驿路虽然在使用，但由于缺乏维修已日渐难行，山贼盗匪也时常出没在山区的驿道上。民国时期，去佛海夷方，需经元江、把边江、澜沧江和流沙河。而元江青龙关有素称“匪窟”的“桂花標”；普洱把边江，备极荒凉、盗匪出没无常；六顺关坪，虎豹野象出没、众多匪徒窥伺，为行人赴佛海最危险之地区。
民国时期云南最早的公路于1926年9月才修通。这是从昆明小西门到碧鸡关的不足5米宽的土筑车路。民国时期云南最主要的一条车路是省城昆明至下关的公路，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开始筹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建成通车，全长411.6公里。抗日战争爆发后，下关至畹町镇段的公路长547.8公里，缅甸境内木姐至腊戍段长近200公里的公路，均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开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完工，以上路段由所在国分别修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滇缅国际公路。因为有了公路，可乘车，也安全，因此，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范和钧和张石诚也正是走此路线绕道进入缅甸而后至佛海的。
1939年5月27日，在李拂一先生的陪同下范和钧和张石诚到达佛海。接待他们的除时任佛海县教育局长和省立佛海简易师范校长的李拂一先生外还有时任佛海县建设局局长、佛海县商会会长的周丕儒先生。李拂一向范、张二人介绍了佛海的茶叶产销历史和现状；产区及品质；茶叶的质量、制法及包装；销售管道、运输及运费；价格、出口数量及税捐负担。在李拂一和周丕儒的陪同下，范、张二人还看了一些私人茶庄和“佛海茶叶联合贸易公司”。在其后的半年中，张石诚和范和钧对佛海及其周边茶山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并开展了茶厂初期创建工作，还试制、生产了不少红、绿、白茶。
佛海境内山峰、丘陵、平坝相互交错，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四周高峻、中部平缓。最高点在县境东部猛宋乡的滑竹梁山主峰，海拔2429米。最低点为县境内西南的南桔河与南览河交汇处，海拔535米。全县大小河流159条，大小坝子15个，猛阿、猛海、猛混、猛遮4个坝子均在5万亩以上，其中猛遮坝更达到23万亩，是西双版纳最大的盆地。佛海气候属热带、亚热带西南季风气候，雨多，雾多。有雾天，全年可达160多天。
在佛海的考察是艰苦的、但也是别有情趣的。当范、张两人骑着马在雨中、在南糯山半坡寨、在巴达山贺寨的原始森林中考察时，他们一定会惊叹古茶树王的高大胸围和野生茶区中混生的古藤攀援的高大乔木和罕见的树蕨。在布朗山寨，范、张两人坐在竹楼的火塘边，细嚼着“割该”树皮、石灰和草烟的混合物，在葫芦丝悠悠的曲调中，听着满是纹身的老巫师讲述“蒲人”先祖上古时动人的传说。到了采茶季节，哈尼姑娘采摘茶叶的巧手如蝴蝶般上下翻飞，其中最温馨的就是那碗热气腾腾浓酽香溢的哈尼女儿茶，他们也曾吃过哈尼族著名的酱笋、烤鸡，在佛海多个茶区的集市上游逛过。
1939年秋，结束了长达半年在佛海的考察、创建后，张石诚与范和钧从车里、思茅、普洱、元江、玉溪回到了昆明。省茶司董事长缪云台先生在昆明华山西路私宅设宴款待他们，作陪的还有省茶司总经理郑鹤春先生（代表中茶公司）。范、张二人详尽汇报了佛海考察情况。佛海虽距省城昆明偏远，但距南洋一带从缅、泰出境极为便利，加上资源充裕、质量优劣和佛海社会经济条件足以值得投资建设一现代茶企业。中茶公司与省茶司遂决定在佛海建立茶厂，并决定范和钧任厂长。至此，李拂一先生的建议得到采纳、落实。
1940年初，在范和钧的努力下，调集了湖北恩施茶厂初制茶工25人、江西精制茶工20人，云南茶叶技术人员训练所见习学员20多人，宜良雇用的竹篾工25人、上海聘请的电气工程师、铁工、医生（范和钧的妻子，经考证，姓名可能是娄允琴）等5至6人，再加上一些后勤人员共90余人由宜良茶厂技师殷保良带队，1月23日上午10点，从昆明东站乘车到玉溪县后，因等护送军队而停留一周，30日正午，全体人员雇马帮、沿古驿道走昆洛路向佛海前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一个多月，经峨山、鲁官坡、罗底河（南盘江支流）、新平县、扬武、青龙关、过元江铁索桥、元江县、莫浪坡、朝阳关、墨江、路水井、搬丫房、过阿墨江、北哨碑、过把边江铁索桥、普洱城、烂泥坝、思茅、老金田、普文、景东寨、关坪、小勐养、车里县、江洪、溯流沙河到兵房、终于于1940年2月27日，安全到达佛海。
在大队人马向佛海进发期间，1940年2月12日，省茶司经理郑鹤春函告已在佛海的张石诚：“范夫人暨殷技术员葆良一行数十人已以本月三日到达元江休息一二日即行前进”。“佛海县长已委梁宇皋及佛海富滇新办事处現改为分行梁兼经理后付之”。“拂一兄等友好並帶候”。
1940年3月20日，张石诚回函：①汇票贴水问題；②殷葆良帅众2月27日到佛，食宿备妥；③人员紧张；④县长改委反映良好，但梁无来佛消息，各方感焦急；⑤佛海至国内邮递本年四月一日起得由景栋传送，方便不少；⑥范兄无来信，厂中人事无人主持。
范和钧则从上海到曼谷购买机器设备等物质，到仰光、经景栋过打洛到佛海。
1940年至1942年是佛海茶厂建厂的时期。张石诚积极有力的协助范和钧进行建厂的工作。招工备料、厂房建设、机具设备安装，藏销紧茶的赶运、抢运，年轻的张石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1941年3月26日，张石诚由腊戌抵仰光接迎省茶司经理郑鹤春。
1941年4月22日，张石诚、郑鹤春一行进入佛海。
同年，省茶司将张石诚调回公司任技师。不久之后，张石诚离开云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石诚进入中茶总公司工作。1954年，外贸部批复中茶公司干部配备，张石诚为业务一处二科科长。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张石诚被国家派驻伦敦担任驻英国商务参赞，负责办理中国红茶出口英国的事务。在此期间，张针对国际茶叶市场就如何发展我国红碎茶生产，发表了多篇介绍情况和针对性文章。1958年2月6日，驻英商务处提出：“1958年中国茶叶对英出口方案”。方案中“提出伦敦是世界茶叶最大销售市场，1957年进口达26.8万吨，约占世界茶叶出口总量的45%。进口中国茶叶3000吨，仅只占英进口总量的1.2%。红碎茶是英国主销茶类，每年消费20余万吨。云南红茶质量强烈，可与印、锡茶比美，但茶味特点突出，商人不敢轻易尝试，怕拼配后影响原有质量标准。”
张石诚对佛海是不能忘怀的，虽然在佛海的考察仅是他年轻时一个短暂的经历。1964年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总公司派员到云南，组织了省外贸局、省农业厅、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昆明商检局、广东省茶叶公司、省勐海茶试站、勐海茶厂、凤庆茶厂等在勐海茶厂进行分级红茶科学实验研究，共制成红碎茶7129担，云南全省红碎茶规模化、大批量生产从此开始。当年7月4日全国红碎茶会议在勐海召开。总公司根据在在勐海茶厂取得的经验将全国红碎茶按质量差别划分为四套加工、验收、统一标准，以指导生产。云南大叶种茶列为全国第一套标准样，共为17个花色品种。从云南引种大叶种茶到广东、广西种植的茶叶，列为第二套标准样，其它各省以中小叶种制造的红碎茶，列为第三、四套标准样，云南红碎茶引领全国潮流。这当然与张石诚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0世纪70年代，张石诚体弱多病，当他仍然念念不忘云南，不忘勐海。两度到云南茶区考察，不幸在一次车祸中受伤。
1979年5月5日，时任中土畜总公司副处长的张石诚率茶业贸易小组赴肯尼亚和卢旺达考察茶叶产销情况。
1980年，65岁的他积极推动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四省，成立四省红茶联营，亲自担任理事长，协调各方急需，使四省大、中、小叶红碎茶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直至1984年。
1982年，张石诚发表《红碎茶叶工艺及其机具配套和生产管理》。
1985年12月12日，张石诚先生在北京病逝，生前为中国土畜进出口总公司高级工程师。
周诒春、张石诚对云南茶业的贡献是不应该忘却的。没有这些先行者的开拓，很难想象会有今日之云南茶业。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句出自《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辞向人们昭示，君子应坚韧刚毅、不懈奋斗；海纳百川，无所不载。周诒春、张石诚等清华人在20世纪40年代初开创云南现代茶业的过程中实践了清华的校训。优秀的人格、塑造优秀的人物；优秀的人物、创造优秀的企业；优秀的企业、成就成功的事业。今天，在这个浮躁的江湖，但愿我们的茶人、茶企业，能有如清华的追求，把云南茶业的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