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发昌
有人认为，“六大茶山”是根据茶园面积大小及其茶产量的多少来划分定位的，就连1957年云南省农科院茶科所的首任所长蒋铨写的《六大茶山访问记》及西双版纳州政府组织的考察队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过去和现在》中对于“六大茶山”位置的定论都是以此为标准的。然而各地茶园面积的大小及其产茶的多少，是随年代的不同、人们对茶业的重视程度的不同，在人为地变化的，就连各地所管辖的范围都在随年代的不同，间隔性地变化。而“六大茶山”是地名，其位置应该是确定不变的，两者相矛盾；还有人认为，“六大茶山”是按各地茶园面积大小和负担“贡茶”的多少来划分的，但是“六大茶山”和“贡茶”之事，再早也早不过明末，而“六大茶山”是早在元代的《滇云历年志》及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就分别有着“‘六大茶山’产茶…各略于普洱…由来来已久”和“六大茶山，一攸乐，二莽枝，三革登，四倚邦，五蛮砖，六曼撒”的记载，该定位标准的年代又与这两处记载的年代相矛盾。可见这两个划分标准都是不切实际的。权威人士的定论也因此而无法立足。以此为依据的张毅《六大茶山的正确定论及易武在六大茶山中的历史地位》与李本泽、王晓静的《西双版纳傣族与茶文化》对“六大茶山”位置的认定也随之错误。因而其历史根源不会出在远离茶业兴起初期的明、清时期及其后，只会出在茶业兴起的初期，最晚也在元代以前。
文首已经论证，按《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过去和现在》及蒋铨的《六大茶山访问记》那样，按照饱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沧桑巨变以后遗留下来的各地茶园面积的大小及其茶产量的多少，来确定出现在数百年前的茶山地名的位置，是不切实际的荒谬之举。而清代在茶园面积的大小将它们划定为半山还是—山或是—山半，几部分合起来为六山，然后按各山茶林面积的大小来平分“贡茶”总量，以合理负担“贡茶”任务而划分的六茶山，那只是“贡茶”的分配及其管理方式，它与“贡茶”还未出现时的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及《滇云历年志》等早期众多史籍中所载的“六大茶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既然这两种观点其论据(即 “六大茶山”的内涵)都不切实际，其论点即它们对“六大茶山”的位置(外延)的定论就更不成立。
謵镇人代代相传，所谓“六大茶山”是六大片先天成片满山的原生茶树林所在地，并非后来的人工种植林所在地。这六大片原生茶林除它们彼此间隔以外，其中每一山都是相连完整的整片。同山间任意相邻两村的茶林相连，几乎不分彼此界限。只是其中间杂着别的植物而已。这既符合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六地未受第四纪冰川期的影响，存活有原始茶树群，茶果自落自生无数代，茶族曾祖曾孙同满堂而成林成片的实际，也符合“六大茶山”作为地名，其位置应确定不变，不随各地茶园面积大小的人为变化而变动的实际，还符合在还不征收“贡茶”之前的元代史书就载着“六大茶山”及其具体位置(即“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的实际，当然更符合众多普洱茶史籍所载的定论的实际。从而揭示了众多的茶史籍都不约而同地几乎一致公认“六大茶山”为“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都偏偏把古代普洱茶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易武”之名排除在“六大茶山”之外的历史性根本原因，那就是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六地范围，早在其茶业兴起之初期，就有先天性成片满山的原生茶树林，因此才不称其为“茶园”，而称之为“茶山”。
笔者所查到的记载“六大茶山”的位置的十部史籍中，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载：“‘六大茶山’，一攸乐、二莽枝、三革登、四倚邦、五蛮砖、六曼撒”；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载的《南诏备考》载：“普洱茶产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六大茶山”；清师范《滇系》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五百二十里曰曼撒”；清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洱所属六大茶山，一曰攸乐、二曰莽枝、三曰革登、四曰倚邦、五曰蛮砖、六曰曼撒”；清雪渔《鸿泥杂志》载：“普洱有六茶山，为攸乐、为莽枝、为革登、为倚邦、为蛮砖、为曼撒”；《清史稿卷七十四》载：“六茶山，曰攸乐、曰莽枝、曰革登、曰倚邦、曰蛮砖、曰曼撒”；江应梁的《傣族史》载：“清雍正时改流，将十二版纳之六大茶山——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划归普洱府，因而西双版纳所产之茶便都称为普洱茶”。这七部史籍的记载除表达方式不同以外，所认定的“六大茶山”的位置都是“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没有丝亳的区别。清阮福《普洱茶记》有两处不同的记载：其一与前边七者相同，即仍然认定它是“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转、曼撒”：其二完全与《思茅厅采访》所载相同，即两者都认定它是“曰倚邦、曰架布、曰謵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它俩将上述记载中的“攸乐“、“莽枝”分别换成了“架布”、“謵崆”，而将“曼撒”换成了“易武”。《普洱府志》却有三处不同的记载：其“六茶山遗器”部分中的记载，也与前边列举的七份史载的记载相同，也认定它是“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而其“地理形势”部分中的记载则是“一攸乐，在府七百五里，后分为架布山、崆山。一莽枝山，在府南四百八十五里。一革登山，在府南四百八十里。一蛮砖山，在府南三百六十里。一倚邦山，在府南三百四十里。五山俱倚邦土司所管。一曼撒山，即易武山，在府南五百八十里，为易武土司所管“架布”于清代嘉庆初年“从謵崆”分出，其记载除了“攸乐”“分为架布山、謵崆山”是误载以外，也认定“六大茶山”为“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即易武)”，也与前边七部的记载相同。只有其“物产”部分载为“以山首数蛮砖、次倚邦、次易武、次莽枝(其地有茶王树，大数 围，土人以牲謵祭之)，次曼撒、次攸乐、最小则平川，产茶为‘坝子茶’。”可见就是具有不同记载的后三部史籍中，还有两部里有与前边七部完全相同的记载。将《普洱茶记》与 《思茅厅采访》的上述相同记载和《普洱府志》中“地理形势”所载的末句联系起来看，完全可以认定，其记载内容的实质是：《普洱府志》“地理形势”所载的：“曼撒山，即易武山”。反之，易武茶山就是曼撒山，易武与曼撒是同一座茶山。只不过先前易武不及曼撒兴盛，易武从属于曼撒，而曼撒包含了易武，所以先前茶史(包括《普洱茶记》和《思茅厅采访》)的记载中载“曼撒”而不载“易武”。到后来，由于明末清初有数万石屏人移入易武山上种茶，其繁盛超过了曼撒，而且变成了易武土司管辖曼撒，曼撒从属了易武，易武山包括了曼撒山，所以后期的记载中“易武”取代了“曼撒”而已。请看《清史稿卷七十四》载：“六茶山，曰攸乐、曰莽枝、曰革登、曰倚邦、曰蛮砖、曰曼撒。易武山也产茶”。其中的“易武山亦产茶”在第七位就表明，此时的易武仅仅只是有少量的茶，它根本无法与曼撒等六地的“茶山”相比。所以它只是“六大茶山”之外却又跟随曼撒茶山之后的“小不点”。而上述列出的《普洱府志》中“物产”部分则载：“以山首数蛮砖、次倚邦、次易武、次莽枝(其地有茶王树，大数围，土人以牲醴祭之)，次曼撒、次攸乐、最小则平川，产茶为‘坝子茶’。”这段记载却又表明，易武人工茶林规模已经超过曼撒等三地而名列于蛮砖、倚邦之后。可见易武经历过从茶少到茶多(甚至从无茶到有茶)的历史。从《普洱茶记》与《思茅厅采访》的上述相同记载和《普洱府志》中“地理形势”那段记载的首句看，其记载时间都晚在“架布”从上述古村分出之后(才误将“架布”、“ 崆”各列为独立的茶山)，而认为“六大茶山”为“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定论的记载时间普遍更早，离“六大茶山”这名词出现的年代更近，其记载准确度也必然更高。尤其在元代史籍《云南志略》的记载中，对“六大茶山”的定位，是没有其他同年代的任何史籍作出异议的，因而是最可靠的。显然第一种定论占绝对优势。从现今易武人的祖籍与口音看，除倮德、曼撒、高山、么连、洒代及瑶寨等村的人以外，几乎都操着浓重的石屏口音，因而都是当年的石屏移民的后代。当时进易武种茶的石屏移民达数万人，几乎占据了整个易武地域。易武能容纳这么多石屏移民开山种茶，证明当时易武地域有众多的闲置地供移民开发种茶。从而证明易武当时原有茶林无几(甚至可能没有)。再从易武目前的老茶林分布看，也几乎全部集中在其北部以曼撒为“根据地”的范围内。这个客观事实也证明，易武的茶林是从曼撒周围发展起来的。从而证明易武茶林从属于曼撒茶山，后来两地的兴盛或从属关系变更，才由易武取代了曼撒。笔者是“謵崆”人后代，但只认定“謵崆”属于倚邦茶山，不认为“謵崆”是独立茶山。
由此可见，无论是查史书记载还是听民间传说，或是看客观现实，都充分证明历史上对于“六大茶山”的定论，并不像某些茶界人士所说的那样“众说不一”，实际上几乎完全一致。极少数“孤书寡籍”记载之不同，是因为后期的记载者不了解先前的部分茶史(如不知謵崆，架布曾是同山一寨)，又未作认真细致的调查了解，加上辖区变更(如攸乐归车里宣慰司)以及各地茶园面积及其茶产量随世事变幻而变化的过程中，清政府为了按茶林面积大小和产茶量多少的变化合理分配“贡茶’，将茶林划分来划分去，记载者又按此变动入载所致。如上述《普洱茶记》和《思茅厅采访》误将“架布”、“謵崆”列入其中，以及《普洱府志》中“物产”部分将易武、曼撒并列列入其中，就属于此类。其中《普洱府志》“物产”部分是独一无二的“孤载”。某些茶界人士又将它与原来意义上的“六大茶山”混为一谈，被偷梁换柱而误解。
如果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过去和现在》和蒋铨的《六大茶山访问记》及《普洱府志》中的“物产”所载的那样，按各地茶园面积大小及产茶的多少来确定“六大茶山”的位置，那么，民国期间倚邦所管辖的今江城整董，也该属“六大茶山”之一吗?还有思茅、普 洱等地呢?百余年后，今遍山是茶地的易武的纳么田、大渡岗、普文、尚勇、巩丙岂不是也将成为“六大茶山”之一么?
易武张毅师傅在他的《易武乡茶叶发展概况》中说，“各种茶山地名，是茶商们为吹嘘自己的茶来自名山名茶而宣扬出来的”。恰恰相反，如果茶商们要吹嘘自己的茶来自名山名茶，他就要说它来自人们熟知、公认的有名茶山，而不会傻到说它产自众人们闻所未闻，因而毫无名气的新的茶山。还有，易武张毅师傅在它的《易武乡茶叶发展概况》所载的“乾隆初年，易武 的同兴号，同庆号先后试制成元宝茶、方茶、圆茶”之说，也与明万历年谢肇謵所著的《滇略》中的“土遮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相矛盾。若说在“成团”基础上“改进”到还属实。至于《版纳文史资料》第四辑载的：抗日前夕，易武茶区产茶比曼庄、倚邦、革登的总和还多的原因，易武张毅师傅在他的《易武乡茶叶发展概况》中所载的：这些“大茶庄不仅坐点收购，还常派人到各地包括倚邦、曼庄、革登、曼撒、攸乐收购”已作了充分的解释。
综上论述可知，众多普洱茶史籍偏偏不把普洱茶史上赫赫有名的易武列入“六大茶山”之内的历史根源，就在“六大茶山”的内涵之中，其内涵正是上述謵崆古镇人所相传的：普洱茶广阔的茶山，是攸乐、莽枝、倚邦、革登、曼庄、曼撒六地的先天原始茶林为“母林”，其他后起的人工茶林为“子林”。“母林”所在地为“母山”，“子林”所在地为“子山”，只有 “母山”属于“六大茶山”之一，凡“子山”不管其面积多大，产茶再多，都不属于“六大茶山”。由于易武地域只是曼撒茶山周围有原生茶林，其余几乎都是明末清初的人工茶林所在地，其地域并非大面积的原生茶林所在地，所以，它只是曼撒茶山的一部分，并非曼撒茶山之外的另一座独立的茶山。只不过曼撒与易武的从属关系变更，曼撒为易武所管辖，两者统称“易武茶山”。这就是上述十部史书那样记载的根本原因。《普洱府志》“物产”部分将易武、曼撒并列进“六大茶山”纯属误载。因为同样是《普洱府志》的“地理形势”和“六茶山遗器”两处的记载都与之不同，却与其他众多史籍的记载实质上完全相同。因而其“物产”的记载是与众不同的“孤书寡籍”，不足为据。
纵观普洱茶史书可以证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过去和现在》和蒋铨的《六大茶山访问记》，以及以这两者为依据的张毅《六大茶山的正确定论及易武在六大茶山中的历史地位》与李本泽、王晓静的《西双版纳傣族与茶文化》在“六大茶山”已饱经约二十个朝代近两千年的世事沧桑的巨变，茶族的曾祖曾孙不知变换了多少代，各地的茶园面积大小更是不知变换了多少次之后，凭遗留下来的眼前的茶园面积的大小及产茶量的多少，来划定并改变早在六百年前的元代史书中就对其位置有了具体明确的记载的“六大茶山”的位置，是主观而不切实际的，是对“六大茶山”历史的不尊重。因而，必须重视和恢复“六大茶山”本来的内涵和外延，即先天的成片满山的原始茶林及其所在地——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即使这些地域由于人为的因素而没有一棵茶存活(实际不可能)，它还是“六大茶山”所在地，只不过这样的茶山让人深感可悲而已。而其他地域，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的茶园面积变得多大，其产量有多高，它都不是原生茶林所在地，因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六大茶山”，而只能是“新六大茶山”。清代随着各地茶园面积的变化，为合理分配“贡茶”任务而确定的上述那几种稍 有不同的划分定论就属于此类。
我们应当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实际，不可迷信权威人士那不切实际的定论，因为他们也是人而不是神，即使他们是神，也难免会作出错误的定论。
（作者系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易武中学教师）
本文来自2005春